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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对咳嗽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?
作者:未知 来源:本站 日期: 2005-3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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咳嗽是肺系疾患的一个常见症状。外感或内伤的多种病因,导致肺气失于宣发、肃降时,均会使肺气上逆而引起咳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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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帝内经》对咳嗽的成因、症状及证候分类、病理转归及治疗等问题,作了较系统的论述, 并出现了讨论咳嗽的专篇——《素问·咳论》。从其成因来说,《内经》指出了内、外两个方面。外因是外感风寒,由皮毛而入,合于肺而为病。所谓“皮毛者,肺之合也,皮毛先受邪气 ,邪气以从其合也。”(《素问·咳论》),《至真要大论》等篇还详细论述了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胜复的变化对咳嗽产生的影响。如谓“秋伤于湿,冬生咳嗽,”(《阴阳应象大论》),“岁火太过,炎暑流行,金肺受邪,民病疟少气咳喘。”(《气交变大论》),“少阳司天,火淫所胜,则温气流行,金政不平,民病头痛……疮疡、咳”“阳明司天,燥淫所胜……, 民病……咳。”(《至真要大论》)等,均说明十分重视咳嗽与气候变化的关系。内因则指出寒饮入胃,则冷饮之邪,循胃口上膈,从肺系上干肺而致咳。从临床表现及证候分类来说,《素问·咳论》详细论述了五脏咳与六腑咳的症状,确立了以脏腑分类的方法。从病理转归来说, 《内经》首先认为咳嗽是肺的病变,故《素问·宣明五气论》说“肺为咳”,《灵枢·经脉篇》又说:“肺于太阴之脉,是动则病肺胀满,膨膨而喘咳,……是主肺所生病者,咳上气喘……。”但《素问·咳论》又指出:“五脏六腑皆令人咳,非独肺也。”说的是其他脏腑受邪,皆可影响于肺而发生咳嗽,其传变规律是,五脏之咳,日久不愈则传于六腑,从脏腑表里关系相传。而五脏六腑之咳“皆聚于胃,关于肺”,认为胃为五脏六腑之海,而肺主气为百脉之朝会,故脏腑受邪,必聚于胃,并循肺脉而影响于肺。从治疗来说 ,则提出五脏之咳,应取俞穴,六腑之咳,应取合穴,有浮肿者,可取脏腑之经穴而分治之。《内经》的上述内容,为后世对咳嗽的研究,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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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·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对咳嗽证治作出了许多具体的论述。如《伤寒论》治疗伤寒表不解、心下有水气、干呕发热而咳的小青龙汤,《金匮·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》治表邪夹寒饮咳喘气逆的射干麻黄汤,治寒饮内停的苓甘五味姜辛汤,治虚火咳逆的麦门冬汤等,均为后世沿用治疗咳嗽的著名方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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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·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,在论述《内经》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基础上又把咳分为“风咳 ”、“寒咳”、“支咳”、“肝咳”、“心咳”、“脾咳”、“肾咳”、“胆咳”、“厥阴咳”等十种咳嗽病,并对这十种咳嗽作了症状的描述及鉴别。如:“一曰风咳,欲语因咳,言不得宽是也,二曰寒咳,饮冷食寒,入注胃,从肺脉上气,内外合,因之而咳是也”等等,对后世有较大影响。唐·孙思邈《千金方》、王焘《外台秘要》、宋代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圣济总录》等,均多宗巢氏之说。宋·陈无择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将咳嗽分为内因、外因、不内外因所致的三类。至金·刘完素、张子和更明确地把咳嗽与六气联系起来,提出“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皆令人咳”及“嗽分六气,无拘以寒说”,进一步阐明咳嗽与自然界“六淫”的关系,而刘完素及李东垣尤重视湿邪的致病因素。王好古《此事难知》专文论述了“秋伤于湿,冬生咳嗽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、“秋伤于湿,上逆而咳”( 《生气通天论》)的经义。《丹溪心法·咳嗽》则将咳嗽分为风寒、痰饮、火郁、劳嗽、肺胀五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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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隋唐以后,金元四大家对咳嗽的病机分析及辨证治疗做出了不同的贡献。如刘河间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·咳嗽论》说“咳谓无痰而有声,肺气伤而不清也;嗽谓无声而有痰,脾湿动而为痰也;咳嗽谓有痰而有声,盖因伤于肺气,动于脾湿,咳而为嗽也”。指出了咳嗽与肺气、脾湿的关系。张子和《儒门事亲》则对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种咳嗽,分别制定了相应方剂,并提出“老幼强弱虚实肥瘦不同,临时审定权衡可也。病有变态,而吾之方亦与之俱变”的论点,示人治疗要因人而异,方随证转。王好古《此事难知》则对《素问 ·咳嗽》的十一咳证,分别提出了具体处方,多为后世医家引用。而《丹溪心法·咳嗽》则结合四时季节的变化及一日之中的咳嗽时间,分析病机,进行论治。如谓“上半日多嗽者,此属胃中有火,用贝母、石膏降胃火。午后嗽者,多属阴虚,必用四物汤加炒黄柏、知母降火”等,为咳嗽辨证论治提供了新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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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更有新的补充,王纶《明医杂著·论咳嗽证治》指出“治法须分新久虚实,新病内寒则散之,火热则清之,湿热则泻之,久病便属虚、属郁,气虚则补气,血虚则补血,兼郁则开郁,滋之、润之、敛之则治虚之法也。”强调治咳须分六淫七情及五脏相胜, 脾肺虚实。李木延《医学入门》首先出现外感、内伤分类,为后世对咳嗽的分类提供了借鉴。对内伤咳嗽中的火咳、郁咳、五劳虚咳及瘀血内阻等证的治疗,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。同时,在此时期结合脏腑生理功能并从其相互关系研究了咳嗽的病机。如王肯堂《证治准绳· 杂病·咳嗽》引《仁斋直指方》“肺出气也,肾纳气也,肺为气之主,肾为气之本”之说,阐发了肺肾对气的相互关系,为肾虚咳嗽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赵献可《医贯》进一步论述咳嗽与肺、脾、肾之脏的关系,并强调肾的重要,对于火炼肺金之咳,为斥寒凉之弊,力主用六味丸壮水制阳,认为“滋其阴即所以降火,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”,对后世医家多有启发。《景岳全书·咳嗽》对外感、内伤咳嗽的病因、病机、证候、治疗,论述颇详,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,故以肺为本,他脏为标;而内伤咳嗽则由他脏及肺,故以他脏为本,肺为标的见解。这对后世治疗咳嗽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。张氏还对外感、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,在治疗上则提出外感咳嗽以寒邪为主,治以辛温,但须根据不同时气施治,而在“时气”与“病气”的关系上,又当以“病气”为主。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,治以滋阴,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。以上这些论述,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容。李中梓《医宗必读 ·咳嗽》在申明咳嗽“总其纲领,不过内伤外感而已”的前提下,对外感内伤的治疗原则,提出了自己的见解,指出“大抵治表者,药不宜静,静则留连不解,变生他病,故忌寒凉收敛,如《五脏生成篇》所谓肺欲辛是也。治内者,药不宜动,动则虚火不宁,燥痒愈甚,故忌辛香燥热 ,如《宣明五气论》所谓辛走气,气病无多食辛是也。”但用药动静并不是绝对的,又必须随患者的具体情况而言,故他又说:“然治表者虽宜动以散邪,若形病俱虚者,又当补中气而佐以和解,倘专于发散,恐肺气益弱,腠理益疏,邪乘虚入,病反增剧也。治内者,虽静以养阴,若命门火衰不能归元,则参芪桂附在所必用,否则气不化水,终无补于阴也。至夫因于火者宜清,因于湿者宜利,因痰者消之,因气者利之,随其所见之证而调治。”由于李氏这些论述对外感、内伤咳嗽的治疗,作出了指导性的说明,故一直为医家所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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喻昌《医门法律》,对于燥的病机及其伤肺为病而致咳嗽的证治,多有发挥,并提出《内经》 “秋伤于湿,冬生咳嗽”,当为秋伤于燥的见解。不仅如此,他还对内伤咳嗽提出“内伤之咳, 治各不同,火盛壮水,金虚崇土,郁甚舒肝,气逆理肺,食积和中,房劳补下,用热远热,用寒远寒 ,内已先伤,药不宜峻”等治疗法则,并针对治疗新久咳嗽中常见的问题,提出六个条律,示人不可违犯,防止医源性错误的发生,颇资临床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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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沈金鳌《杂病源流犀烛》、程钟龄《医学心悟》等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,对咳嗽有新的创见和心得。如《杂病源流犀烛·咳嗽哮喘源流》在论述咳嗽的病理时说:“盖肺不伤不咳,脾不伤不久咳,肾不伤火不炽,咳不甚,其大较也。”不仅指出肺脾肾三脏是咳嗽的主要病变所在,并指出了咳嗽累及的脏腑是随着病情的加重而由肺及脾,由脾及肾的。他所论述的十六种咳嗽,脉因证治齐备,全篇共列出咳嗽方八十四则,并将导引、运动列为治疗方法之一,使咳嗽的治疗方法日趋丰富。程钟龄创制的止嗽散,根据肺为娇脏的特点,其配伍“温润和平, 不寒不热”,成为治疗外感咳嗽的著名方剂。总之,由隋唐至明清,对咳嗽的分类、病机、治疗原则、方药等均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,使有关理论及实践经验不断得到充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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